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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翊丹郭澄清纪念专辑⑩-郭澄清自传-哈工程经纬报

作者:admin 日期:2019-03-15 分类:全部文章

王翊丹郭澄清纪念专辑⑩|郭澄清自传-哈工程经纬报

王翊丹
郭澄清自传

一九二九年我出生于杂技之乡——山东省宁津县郭杲村,家庭祖辈贫寒,数代受地主欺压。我家祖传有句名言:糠可吃,菜可吃,理不能让人。前辈们因不能忍受恶霸地主的剥削和压榨,曾先闯堂喊冤告过状,又磨刀动斧拼过命,但都因刀把子不在穷人手中,几次拼杀,几次家破人亡。祖父为报仇雪恨,拜师学艺,父辈兄弟四人,皆随祖父习武,好侠尚义。父亲排行老三,为人耿直倔强,靠刻苦自学识了许多字,能读书看报。到了我这一代,那是“千顷地一棵苗”,父辈四人只有我这一子,老人们因有了传宗接代的人,而皆大欢喜。但又因我孤身力单,怕斗不过地主老财而担忧。父亲就经常在月光下教我练武,在饭桌前讲述祖辈同地主斗争而结下的世代恩仇。对老人所讲的一切,虽因不识字,不能记录下来,但能从头到尾学说一遍,特别是对老人讲述的悲惨家史,我都铭记在心中,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的埋下了一颗憎恨旧社会,反对地主老财的种子。
一九三九年,肖华同志带领东进纵队,挺进到冀鲁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我家住上了八路军,成了抗战的堡垒户,那时,我虽不满十岁就当了儿童团,被送进抗日小学读书。当时,兵荒马乱,家无宁日,在校时间甚少,大多是随父学习。识些字后,经常看些《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书,这些名著对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事业起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九四七年,我于抗日中学毕了业,在党的教育下,使我逐步有了识别真假、善恶的能力。我倾听了祖辈对于旧社会无情的揭露,目睹了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从此,我确定毛主席是穷人的伟大领袖,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世世代代跟党走,干一辈子革命。一九四八年我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解放省城的济南战役。济南解放后即加入了山东省教育研究会,一九四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这支笔,把黑暗的旧社会揭他个体无完肤,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翻身的丰功伟绩著书立说,向全世界宣告。解放初期,我从事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为了实现自己一生的愿望,我就结合教学积累文学创作资料。我想,要完成一部大的作品必然涉及到全国各地,因此,在教学中,我特别注意研究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我把全国各地地形、山脉、河流及各地生产、生活特点,编成诗歌,既便于学生学,也便于个人记。由于留心这些事情,所以对全国地理比较熟,当时,我不照课本,用五分钟就能画上全国略图。在工作之余,我就开始练笔,试写些小东西寄给报刊杂志。当初,我什么都写,新闻报道、诗歌、故事、小说都练习过。一九五五年才把短篇小说当作我业余创作的重点。这样,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郭大强》。
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地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进入了高潮。亿万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亲自投入了这场运动。无数个爱集体、爱国家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使我深受鼓舞。一九五六年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万灵丹》、《砖的故事》等作品,为这些英雄高唱赞歌。县委领导见我有这方面的专长,一九五七年调我担任了《宁津日报》总编辑兼县广播站站长,并以我为首,创办了《宁津文艺》,我任主编。这个文艺园地不仅锻炼提高了我,而且也培养了一批业余创作队伍。后来,因工作的需要,又调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职务。这样以来,使我接触党的中心和实际更多了一些,眼界也就更开阔一些,使我在文学创造上又进了一步。中央和外省的文艺刊物也发表了我的作品。一九五七年,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委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几十年来的创作道路,使我深刻体会到: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广泛的体验生活。我是一个农民作者,离开农村,离开农民,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时,河北省文联曾多次调我当专业作家,我都谢绝了。一次要我到天津《新港》去当副主编,我申诉了自己的理由,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去豪华的城市,继续留在了农村。
一九六一年,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一是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平地沥涝,庄家欠收,甚至有的绝户。二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撕毁协议,在经济上卡我们的脖子。三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缺乏经验,违背了客观规律,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在经济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时,农民生活极为艰苦。为了更好的体验生活,我向县委提出了到基层去工作的申请。领导上很支持,答复了我的要求,调我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在基层工作期间,我亲眼看到广大干部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与人民同甘共苦,战胜自然灾害。同时,我也亲眼看到翻身得解放的劳动农民跟党一条心,对党坚信不疑,对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他们饿着肚子,勒紧腰带,跟党共度灾难。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使我真正体会到,我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他和人民血肉相连,鱼水共存。当时有很多党的基层领导干部饿得两腿浮肿,当然,我也不例外。我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同样吃低指标,瓜菜代粮。在劳动中,因肚子里无食,身体病弱,不止一次的晕倒在地,贫下中农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照顾我,在灾难中和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一位老贫农得了肺结核,没有连霉素,我立刻把我打的针停下来,让给了这位农民,当时此药非常贵。有一个五保老大娘因下暴雨漏了房,我冒雨给他修好了……就这样,逐渐和一些农民交成了知心朋友,他们有什么心里话都和我说,有什么事都和我讲,不拿我当外人。这一艰苦生活,我身临其境,亲身感受,所以也是我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无数个相信党,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形象在我脑海中形成。我饿着肚子,勒紧腰带,白天劳动,晚上创作,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有很多作品几乎是一气呵成,有的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一夜就突击完成。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连续发表过五、六篇短篇小说。《老队长》、《女将》、《蹩拉气》、《茶房嫂》、《男婚女嫁》、《篱墙两边》等短篇小说,就写于这个时期。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工作在基层,与农民打交道,所以更加熟悉农村,更加了解农民的心理和要求。过去,我爱读一些古典文学,也学了不少文言词。在写文章时,一是贪长,二是刻画人物偏细,三是好用些文言词,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受群众欢迎。有一回我把一篇作品读给农民听,他们都说:“你这篇,咱庄稼老汉听不懂,拿到大学里去读一读还差不多……”几句话把我说红了脸,群众的批评,使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农民作者,写的是农民的事情,目的是宣传群众,教育农民,农民有的没文化,就是有点文化也比较浅,这些文言词写的再好,群众听不明白又有什么作用呢?在劳动中,我见他们善于地头休息时,抽个烟,拉个呱,说个小段儿,喜得他们前仰后合,几乎要乐破肚子。从中使我了解到农民喜欢故事性强、乡土味浓、语言朴实、短小精悍而风趣动人的文章。从此,我就下决心改变文风。首先要向农民学习语言,用农民的语言刻画人物,表达他们的感情。一九六三年,我和大柳公社的一位同志到庞家寺大队搞调查,发现了一位赤心为队的饲养员,名叫刘明月,是个老光棍儿,解放前家境很穷。我问他:“你过去有什么家产?”他说:“产业么,不算少,不过大都是跟人家伙着的!就说吧,头顶上的天啦,河里的水啦,白天的日头啦,夜里的星星啦,哪一样没有我的份儿?要说属于我自个儿的吗?只有三样儿,一是汗,二是泪,三是爹娘抛下的帐……”我补充说:“四样儿吧——还有你的百十斤肉!”他说:“我这百十斤穷骨头吗?也不属于自己,已经租给人家财主了……”,我问他:“那时你家几口人?”他说:“两口。”我以为是他的老婆,结果说的灶王爷。我问他现在家里有什么,他说:“三千亩地,七百多口人,猪羊满圈,骡马成群,有菜园,有果树……”我听了他这段述说,感到很过瘾。他的语言朴实而又生动,形象、活泼,富于真实感。这人一心为队的动人事迹很多,我就以他为榜样,写了《社迷》、《社迷传》。作品中的很多语言,大都出之他口。二十几年来,我记录提炼的十本农民语言集。农民语言多了,脑子的形象也就活了,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同是一件事物,因人物的年龄,性格特点不同,表达事物的语言就不一样,例如:“傍晚、傍黑、一擦黑、晚上……”都是表现的一个时间,“蹲着、狗蹲着、踞踞着……”都是表现一个动作,但由于人物的年龄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说法就不一样。为了表现不同的人物,我就有所选择的使用,刻画出来的人物就更加形象化。为了使文章更加精炼,一篇作品脱稿后,我还要进行四道工序,就是抽、换、替、压,把每句话都加以斟酌,该抽出来的抽掉,能换上更形象的语言换上,能用农民语言代替的不用自己的语言,把拖长的词字压缩掉,尽量短小精悍。随之,我的文风也就转变了,逐步形成了一个开门见山,大刀阔斧、泼泼辣辣的“风格”。
我们的文学作品,是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是作者最熟悉,最喜欢的人物。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反映了作者的立场、观点。牢固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作者极为重要的事情。我在农村工作一个阶段后,因工作需要,又调回县委,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经常跟随县委书记收听各公社、各部门领导同志的汇报,经常下乡搞调查研究。当时,我党虽然纠正了“浮夸风”但流毒仍未肃清,有的干部工作并不扎实,汇报的却头头是道,吹起来神乎其神。他们的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作风,使我联想到了一九五八年,因搞浮夸,脱离群众,给革命造成的损失,给农民带来的灾难。为反对教条主义,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就决心塑造一位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领导干部的英雄形象。这时,一位过去跟我一起工作的公社书记的影子在我脑海里蹦了出来,这个人工作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从不参假,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厚嘴唇,说话口吃,为人忠厚耿直,群众很拥护他。当时,“浮夸风”盛行,他因不会吹牛,被打成“右倾”,整天挨批。他憋着一肚子气,跑到草荒了的庄稼地里去流泪,伤心的自语:“光吹牛,不干活,地里不长庄稼,不打粮食,群众吃什么?……”他豁上挨批还是不说假话,因他顶得厉害,被撤了职。我就以他为模特,创作了短篇小说《公社书记》,寄往《人民文学》编辑部。当时,有的编辑认为这篇作品中塑造的不像公社书记,主张退稿。当时,严文井同志的爱人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当编辑,她持不同的见解,把稿子带给了严文景同志。严文井同志看后非常赞扬,在他的支持下,我创作的《公社书记》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之后,他还出了单行本,又译成外文发行,在全国几本短篇小说选集中,也都选录了这篇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需要又红又专的人才,为引导人们钻研业务,我就创作了眼是星,手是秤的商业工作者《黑掌柜》,腿跑千条路,脚跨万家坎,孰知万家事的《助手的助手》、《老邮差》,精通农业的《庄稼通》,改碱造田的《孟琢磨》,熟悉情况的《活地图》等。二十多年来,我坚持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利用业余时间,坚持不懈的搞创作,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百多篇散文、报告文学,三百多首诗歌,先后出版了《社迷》(1963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公社的人们》(1965年,作家出版社),《小八将》(1966年,中国少儿出版社)等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社迷传》(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黑掌柜》、《公社书记》、《助手的助手》、《喜儿》、《嘟嘟奶奶》等。
一九六五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龙和张羽同志来到我的家乡,要我写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到一年的大胆试创,写出了将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审定后,并打出了清样。正准备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打成黑线人物,定为修正主义路线的苗子,为封、资、修抬轿子,吹喇叭的黑秀才,批判《社迷》、《社迷传》是丑化劳动人民,写的是中间人物,并说我搞文学创作是成名成家的“自专道路”,是刘邓路线的吹鼓手,是周扬的售货员。我听了这些话,非常气愤,觉得自己不图名、不图利,干的是革命事业,而且对党给的报酬、稿费自己大部分交了党费和支援了灾区,怎么能说是为封、资、修卖命呢?这时,我想起了祖辈的名言:“糠可吃,菜可吃,气不能吃;话让人,事让人,理不能让人”,对“造反派”的批判不服,就硬着头皮和他们辩理,当时,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不允许辨理,结果吃了不少苦头,被抓去游街、罚跪、揪斗……。随着灾难的来临,我创作的《武装委员》也被扼杀了。
一九七零年,我被调到省文化局工作,是文化局的党组成员,担任创作办公室主任,从事专业创作。我的工作关系办到了济南,只在省里挂了个名字,仍在农村继续搞文学创作。一九七一年开始写作反映抗日战争的三卷集,长篇小说《大刀记》。
一篇文章,一部作品的发展,虽然署名是个人,但它实际上是集体创作,作者只不过是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制作罢了,我在三卷集长篇小说《大刀记》就是“千人糕”、“万人糕”。这部作品的创造开始,我就坚持了集体创作的道路,所谓集体创作,并不是凑合几个人,再加上出版社的几个编辑就行了,因为我要表现的主题,真正熟悉情况的是那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流过血的“老八路”,真正了解自己写作上的缺点的是那些同我一起战斗过多年的业余作者,真正从政治上、艺术上把关的是党的领导和贫下中农。因此,我就邀请他们,搞了三个业余小组:一个是有几个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的老战士组成的“顾问组”,主要任务是向他们了解抗日战争的情况;一个是由贫下中农组成的“参谋组”,主要是要他们帮助我琢磨人物形象,思想感情对头不对头;一个是由几个曾经长期同我一起共同搞创作的业余作者组成的“挑刺组”,主要是从写作上找毛病。这三个组对我创作《大刀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创作的《大刀记》,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故事,那时我还只是十岁上下的孩子,《大刀记》中的开篇,反映的是清末民初,我还没有生人,对当时的风土人情,穿戴装饰,生活方式,对官府中的法律告状,打官司都不了解,所以写这部作品难度很大,在创作过程中,除翻阅了大量资料和向三个小组请教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就借工作之便,拜访了很多老人,搜集了大量穷人的苦难家史,走访了很多参加过抗日的老革命,对“冀鲁边区”发生的一些惨案,日寇搞据点、炮楼、封锁沟的情况,武工队扒路、剪电路线、炸炮楼、拔据点的战斗情景,我方对敌伪军进行“政治攻势”的威力,以及一些抗日英雄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都做了大量了解。
我从小好下象棋,邻居就有一个老棋迷,这人就是当年抗战的老英雄,我抽空就跟他下上几盘棋,就扯起了抗日的事情。《大刀记》中的《重返宁安寨》一章里,梁永生被围困在磨房里,一人战败了几百人的惊人事迹,就是这位老棋迷干的,此人身高胆大,有勇有谋,一手的好枪法,别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胆颤心惊,闻风而逃。这一章就是以他为模特,经过加工而写成的。我还有一个下象棋的老朋友是在镇集上下象棋结交的,当时就已八十高龄,因棋逢对手而交成了知心朋友。每到集日,他就手扶拐杖来找我下棋,我就借此机会了解过去官府如何升堂、告状、打官司,老财如何耍手腕坑害穷人,清朝和民国有什么区别……,这位老人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大刀记》是以我的家史为背景,又集中了千万家苦难史而创作的,它是整个旧社会的缩影。我爷爷因反抗地主被撵出了村庄,在坊子街落了户,他有四个儿子,都学了一身武艺,人多胆壮,打回了村庄。我父亲从小就给我讲述长辈们的性格、生活特点以及富有斗争性的硬骨头精神,但他们大都不在了,对他们的幼年生活不了解,脑海中缺少模特儿。人间的事就是这样巧,我妻头两胎生了两个儿子,第三胎是个双胞胎,又抱了双子,这四个儿子从小性格特征又与父亲介绍的长辈们差不多,所以我就以这四个儿子为模特,集中了好多人的特点而创作的。
创作一个阶段后,我患了心肌梗死病,领导和同志们及家属,都劝我休笔。我想越是疾病缠身,越说明离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间不远了,如不抓紧创作,势必使自己一生的意愿变成泡影。我一边同疾病作斗争,一边搞创作,有时创作激情一上来,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有一次,突然得了重感冒,连续发烧二十几天,我没有停笔,病中写了近三十万字,在感冒中动笔,精力总不那么充沛,病好后一看作品,左看右看不顺眼,结果把这近三十万字删掉了,又从头重新写起。原先住在县城,不便拜访群众,后来由县城搬到老家——郭杲。当时,我爱人在县城教学,家中只有父亲、叔叔和几个孩子,叔叔腿脚不便,父亲年迈,孩子们还小,我还得负责做饭。为了肃静一点儿,便于集中精力创作,我独自一人住在南院,屋里一切都很简陋,摆了一张破八仙桌,坐着一把吱吱乱响的圈椅,点着一盏炮子灯,支着一张小门板,门板上卷放着一个被卷儿,用木棍和碎板子钉了一个简陋的书架……我原先就患有肺病,肝炎,胃病,创作期间又发现了心肌梗死,每天吃三两粮,睡三个钟头的觉,抽四盒香烟,身体越来越糟。当时,县委的几位领导同志来看我,见我的脸色发黄,胡子渣渣,头发蓬乱,见屋地上皆是烟头,他们都含着眼泪劝我:暂时休笔,休养一个阶段。因为这些人都是我的老领导,当面不敢拒绝,领导走后,还是继续创作。后来,县委知道后,专门召开了广播大会,要以我为榜样,搞好思想革命化。这一闹我可吃不住劲了,更鼓起勇气,用上这百十斤骨头拼了。经过三年的奋战,写出了百余万字的《大刀记》。在以往与编辑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作者的作品字迹不清楚,会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所以,在搞创作的过程中,逐步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从起草开始,就一笔一画,工笔正楷,字迹端正,从不马虎,誊稿的过程也是再修改的过程,我从不请别人誊写。《大刀记》前后写了五遍,五百多万字都是我自己写的。在编辑同志的帮助下,《大刀记》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日,“四人帮”正诬陷邓小平同志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在创作《大刀记》的过程中,曾受到了“四人帮”路线的破坏和极左思潮的干扰。现在的三卷集《大刀记》并不是他的本来面目,我原来的打算《大刀记》分三部,第一部,《血染龙潭》,主要反映抗日战争以前,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生活;第二部,《火燎荒原》,主要反映农民群众在党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农村阶级斗争生活;第三部,《光满人间》,写的是广大农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当时写第一部《血染龙潭》有这么一种思想支配:过去,外国人总是说中国人是“亡国奴”,吃硬不吃软,可压可欺,有的中国人也有这种看法,我听了这话非常刺耳。我翻阅过很多农民反抗斗争的资料,象《水浒传》就是歌颂的反抗官府的英雄,《岳飞传》就是歌颂反抗外寇的英雄,洪秀全,李自成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怎么能说中国人是“亡国奴”呢?我认为我们中华儿女是英雄的儿女,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说中国人是“亡国奴”,是对中华儿女的污蔑和诽谤。为驳斥种种谬论,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我用了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把第一部写成了。通过这部作品想反映出一条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不是可压可欺的,而是充满着反抗和斗争精神的。但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即使闹得非常的轰轰烈烈,也不能获得真正的翻身解放。最后,往往是杀一场痛快,落一次家破人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建立人民武装,才能取得根本的胜利。所以在第一部作品的后两章写了《三岔路口》,《走延安》,梁永生找党。这部作品共写了上百万字,脱稿后,交出版部门审定。当时,“四人帮”还在横行,极左思潮泛滥,说《血染龙潭》歌颂的是农民自发斗争,逼迫出版部门印成征求意见本,继而将它扼杀在“摇篮里”。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严文井等同志的一再斗争,才把《血染龙潭》留下了前半部作为《大刀记》的开篇而出版。这样以来,迫使我将六十多万字的《火燎荒原》拉成三部,把我原来整个的创作计划打乱了。由于创作的路子不合自己的心愿,心情沉重,精神不快,加之工作过度,积劳成疾,身体垮了下来。《大刀记》创作任务完成以后,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我,要我去疗养一个时期,我对党的关怀非常感激,但对《光满人间》这部作品还没有完成,心中十分不安。这部作品要反映的生活大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积累资料多,生活底子较厚,比起已出版的《大刀记》来要容易得多。我由于急于完成这一任务,便谢绝了领导的关怀,又回到了创作的老根据地——郭杲村。把《光满人间》改为《千秋业》,继续进行创作。写到二十几万字以后,中央召开创作会议,我代表山东应邀参加了。当时,中央文化部被“四人帮”的爪牙控制着,一再“指示”我把《千秋业》放下,先写一部反走资派斗争的中篇,我几次申述自己的理由,“四人帮”的爪牙不同意,并说:“对你所发表过的作品,我们都已看过了,还没有见过一篇是反走资派斗争的文章,你得亮亮相才行……”他们的这些黑指示,使我联想到一件事情,在我创作《千秋业》的同时,山东和上海联合成立了一个《大刀记》电影改编组,剧本前后改了七、八遍,就是迟迟通不过,而且中间一个熟悉抗日战争生活的导演给更换了。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大刀记》之所以通不过,就是不能为反走资派斗争服务,这把“刀子”借不上。所以,剧本搞得再好也是枉然,联想到这件事,再领会他们的黑指示,我就自然明白了。当时自己的想法和他们不顺茬,心中垒上了一块坯,精神上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回省后,本应向文化局汇报并向下传达贯彻,因自己一肚子不满情绪便赌气子回到了生身养地——宁津郭杲村蹲了起来。原文化局主要负责人赵其昌,亲自找到宁津追问情况,我所在的地、县、社各级领导也都参加了。当着他们面,我汇报了中央创作会议情况,申明了自己的理由,说了我仍坚持写《大刀记》姊妹篇《千秋夜》。在省、地、县、社各级党委的支持下,我顶住了“四人帮”施加的种种压力,没有接受他们交给我的创作任务,继续创作《千秋业》。但“四人帮”的爪牙总不肯放过,象催讨鱼税一样,连续来信催要稿件。当时,本来身体病弱,加之“四人帮”爪牙施加压力,精神受到挫折,于一九七五年五月间突然得了脑血栓,病瘫在了老家。省、地、县各级党组织极为关怀,把我从老家转到宁津,从宁津又转到济南,住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经过大夫们的及时抢救,方才脱险,使我获得了重生。在我病重期间,“四人帮”的爪牙乘飞机前来逼稿,当时我虽偏瘫不能说话,但眼睛看的见,心里明白,见他们又来逼稿,气的浑身发抖,因而病情又加重了。
时隔不久,“四人帮”倒台了。我躺在床上听到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真是伏天吞冰棍,痛快极了。我躺在病床上口述,由别人代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狠批“四人帮”的文章。“四人帮”倒台以后,我思想上的沉重包袱才算真正甩掉,精神上的愉快,促使了病情的好转。后来,先后两次上电台、电视台揭批“四人帮”。在各级党组织和同志们关怀和帮助下,在大夫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使我身体逐步恢复了健康。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痛苦中,我又整理并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
随着身体的不断恢复,我还将拿起战笔,继续创作。除去北京重新修改《大刀记》,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还打算写五部作品。第一部《千里运河》写四化;第二部《百花 》写科研的;第三部《合作谱》写国共合作的;第四部《义和演义》主要是反映义和团的斗争生活;第五部《友谊曲》主要是反映中日友好的。当然,以上只是计划,不一定完全实现。
(本文作于郭澄清在济南病重养病期间,由其在病床上口述,儿子郭洪志记录整理)
来源:郭澄清文学馆
来源:东岳客(ID:rmrbssd)